三、工业化初始模式与产权制度的历史变迁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与浙江两省的半城市化地区成为全国乡村工业化的核心集聚区。工业化初始模式的显著差异使原本同构的集体土地制度出现明显的产权分化,这对未来的产权制度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乡村工业化模式与土地开发权转移
独特的资本形态是区分两地发展模式的核心变量。凭借国家给予的特殊优惠政策和毗邻港澳的区位条件,广东省在改革开放起步阶段就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并率先形成招商引资发展模式。从空间分布来看,在这一阶段进入广东省的外资主要集中在以珠三角为核心的半城市化地区。如东莞市于1978年开始引入外资,到1993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10.49亿美元,工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4.2亿元增加至1993年的267.67亿元(陈搏编,2016)。招商引资模式所吸引的资本属于典型的外来资本,并且资本规模较为庞大,这不仅体现在资本总量层面,而且表现为多数外来企业在落地时,往往会进行较为完整的生产线与批量厂房建设。相较而言,浙江省主要依靠民营经济推动工业化进程。1979年国务院批准恢复个体经济后,浙江省当年就新增个体工商户8091户;至1991年,依法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分别为153.2万户和9.2万家,总从业人员高达172.7万人,在全国占据领先地位(单东,2008)。民营经济孕育的资本形态具有内生性与渐进规模化的显著特征。在发展初期,浙江本地农民普遍以家庭为单位展开生产与经营,初始投资集中于设备、原料采购等基础环节,资本规模较小且高度分散,资本的集聚效应尚未产生。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浙江民营经济才迎来腾飞之势,并随本地产业链体系的完善,出现较多规模化的民营企业;但即使如此,本地产业体系内仍长期存在大量小微企业。
乡村工业化的共同背景与发展模式的初始差异,对两省半城市化地区的产权制度演变产生了两个关键影响。其一,两地均有重新界定土地开发权的迫切需求。从实践来看,无论是民营资本还是外来资本,在工业化早期大多偏向使用非正规的集体土地,目的是压低生产成本。区域工业化进程与集体土地非农化进程同步推进,在此过程中,土地开发权逐渐突破城乡二元的制度性权利配置结构,成为了一个亟待明确界定的新的产权领域。土地用途性质的转变也决定了这些区域的产权调整重心在于土地开发权的配置,因此与一般农地制度变迁聚焦经营权创新的逻辑存在显著差异(仇叶,2020a)。其二,不同的资本形态使土地开发权按照截然不同的产权制度进入乡村。具体而言,资本形态的影响路径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不同形态的资本对土地利用的差异化需求构成了对土地开发权配置结构的刚性约束;二是资本的进入也改变了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塑造了相关权利主体间的利益关系。两方面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促成了不同地区产权制度的演化差异。这种差异始于村集体与农民自发的土地开发与利益分配实践,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集体建设用地的增加,地方政府积极介入土地开发权的配置工作;在此背景下,集体土地制度的产权变革逐渐成型,其形态也从乡村自发实践转变为区域性政策或地方惯例。
(二)产权制度初始分化与二元用地格局
对广东省的半城市化地区而言,招商引资的规模化资本自进入阶段便对土地开发权的整合提出了要求。资本的外来属性也使得集体成员在对外沟通与互动中更容易形成统一立场,从而为地权的整合提供有利条件。同时,规模化资本在短期内的快速涌入也推动集体土地价值的激增,导致农民的土地权利意识被迅速激活。以东莞市为例,全市集体经济总收入从1980年的3.45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241.4亿元,增长了近70倍(陈雪原等,2021)。本地农民非常直观地感知到了集体土地开发产生的价值,因此也就较早形成了与村集体、地方政府谈判的自觉,要求将集体土地的开发收益转换为个人收益。外来资本的持续流入亦不断加大集体土地的整合压力,这在客观上强化了农民的谈判能力。由此,整合土地开发权、维护农民权利成为这些地区主导的产权配置逻辑。
广东省的半城市化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同样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随着外来资本的持续涌入,区域产业发展对规模化土地的需求日益迫切。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村集体普遍重新收回此前发包给农民的土地,对集体土地进行统一管理,并相应地提高村民的福利与分红。1993年,广东南海市(现佛山市南海区)政府颁布《关于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的意见》,率先在制度层面确立了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合法地位。此后,全域性的改革逐步铺开。从实践来看,广东各地的做法基本一致:一是对集体土地在内的集体资产进行清产核算,随后将资产价值折股量化,并按承包地面积、劳动年限、成员权等要素确定股东及股东持股数;二是由股份合作社经营集体土地,确立农民按所持股份参与分红的利益分配规则。由此,集体所有权被转换为“个体化”的股权(姚洋,2000),这同时促成了土地开发权的统筹与整合,固化了农民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权利。“集体经营、股民受益”的产权制度得以在这些地区形成。
民营经济孕育的内生资本在浙江省的半城市化地区催生了截然不同的产权逻辑。首先,家庭式运作的小微资本在发展初期以小规模经营为主,对土地连片性、规模化利用的要求不高。这就从根本上降低了土地开发权的整合需求。在较长时间内,这些经营者多通过宅基地与“房前屋后”的零散土地来扩展个体的经营空间。资本的内生特征也提升了经营者依托集体成员身份自主进行集体土地开发的便利性,而由此引发的村庄内部利益分化又进一步削弱了农民对土地开发权的集体控制能力,强化了经营者的能动性。更重要的是,资本的渐进规模化也导致集体土地开发产生的价值在初期并不显著,农民的土地权利意识较弱,他们大多将这些零星的占地行为视为户际的个体事务。
那时候刚改革开放,大家各凭本事,人人都忙着找机会赚钱,很少有人管别人家的事。这些家庭作坊一开始也是小打小闹,占得都是各家房前屋后的土地,很少有人对此斤斤计较。(访谈资料,20150607)
上述情况不断强化以维护经营者利益为导向、依托经营者个体能力进行土地开发的产权配置逻辑。随着集体土地开发规模的扩大,地方政府强化了对土地开发权界定的介入。1994年,省政府对《浙江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进行修订,允许在农村的个体工商户在从事非农生产经营时使用集体土地,但强调必须报乡镇政府审批,与村集体签订合约(汪晖,2002:60-61)。在实践中,县乡两级政府往往采取更灵活的变通方式:一是默许经营者自主扩展宅基地面积,或通过分户获取宅基地指标;二是认可经营者与村集体、私人签订长期流转合同。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这些经营者既有机会办理农地转用手续(付伟,2020),也可通过“以罚代拆”的形式维持对集体土地的长期使用。由此,这些半城市化地区就形成了偏向经营者利益的“私人经营、私人受益”产权制度(见表1)。
两地的产权制度均以新的方式界定了土地开发权的获取、经营与利益分配模式。不过,它们均未解决集体土地非农化开发的合法性问题,也由此催生“合法”与“法外”并存的二元用地格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2014)。股份合作制改革虽制度化地界定了集体收益的分配规则,但也没有解决集体土地开发的合法化问题。尽管两省地方政府均通过提供留用地指标、放宽农地转用政策等方式来推动集体建设用地合法化,但在土地利益的刺激下,乡村社会仍在正规方式之外进行着大量的土地开发活动。从根本上来说,非正规用地的普遍存在是地方政府默许土地开发权进入村庄的必然产物,这也决定了两省半城市化地区在城市更新时期将面临相似的产权问题。
四、整合型利益结构与财产化地权认同
高度发达的区域经济使得新的产权制度承载着大规模地利,渗透进乡村社会的肌理。面对区域经济增长与土地管制强化的持续压力,“集体经营、股民受益”的产权制度催生了农民内部整合、外部博弈的行动策略,由此形成强大的自我扩张能力,并建构出整合型利益结构与财产化地权认同。
(一)整合型利益结构:强利益联结与生存性关联
在“集体经营、股民受益”的产权制度中,农民获得的利益包括三类。一是按股份分配的分红,二是高龄老人补贴、医疗保险等基于成员权分配的公共福利,三是依托村集体分配或出售的宅基地获得的房屋租赁收益。农民的收益水平与村庄区位条件密切相关,但都依赖村集体对集体土地的整体开发与经营,并依托股权与成员权进行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因此,这一产权规则一开始就塑造了利益关联度紧密、分配相对均衡的产权结构,其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引发的维系性压力时,容易激发农民形成内部整合、外部博弈的行动策略。
历时性地看,外部环境变化对产权制度的维系产生了双重压力。一是经济增长带来土地开发权价值的持续攀升,从而激发更大强度的利益动员;二是土地开发权管制日趋严格,又增加了利益扩张的阻力。在土地管理较为宽松的早期阶段,产权制度驱动的内部整合策略强化了村庄承接外来资本的能力。几乎所有村社集体都曾采取农民集资、投工投劳、达成卖地协议等多种方式强化村集体的土地开发能力,以解决村集体初始积累不足的问题。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订后,政府对集体土地非农化开发的管制日趋严格。以深圳市为例,早在2002年,该市就明确区分了历史违建与新增违建,强调将符合条件的历史违建纳入规范管理,严禁新增违建;此后,全市的土地管理政策持续收紧,对集体土地开发的管控不断强化。但基于特定的产权制度,本地农民会通过抢建、谈判等行动来应对地方政府的土地管理。最具支撑性的例证之一就是,深圳市城中村的私建房多达60万栋,出租房面积超过2亿平方米,绝大多数都属于违法建筑(查振祥,2015:136)。
因此,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在特定产权制度下反而不断增强农民对内整合与对外博弈的力度。而由此产生的强大的地利获取能力也在产权制度的作用下,不断将区域经济增长带来的土地增值利益转换为农民的财产,深刻改变了他们的家庭生计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外来资本的进入为本地农民带来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推动农民积极进行市场参与。随着地租经济的崛起,部分具备经济实力的农民开始转向土地与房屋投资,将获得的市场收益用于集体土地购买与出租房兴建,率先形成了“以租为生”的生活模式。2000年以后,随着国家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实施,广东省半城市化地区的人口与资本规模进一步增大,集体经济收入亦随之快速增长。一种“半租半工”的家计模式普遍出现,农民开始高度依赖地租收益,并逐渐减少市场参与(仇叶,2020b)。
东莞市S村的情况具有典型性。如无特殊说明,相关数据均来自笔者的调研资料。S村是该市的中等收入村,自1981年开始进行集体土地开发。在1992—2004年的黄金发展期,S村逐步形成1000多亩工业用地和人均至少一栋出租房的开发格局。2017年,该村的集体经济总收入达1.1亿元,根据村干部统计,全村1302户农民家庭的年均股份分红和房租收入分别为3万元和4.5万元。该村的就业不充分现象十分突出,50岁以上的村民较少就业,年轻劳动力则偏好低强度工作,致使该村仅20的家庭年收入超过15万元。不仅如此,村民高度依赖村集体提供的就业岗位,村组两级共吸纳劳动力214名,其中包括45名全职村组干部和169名聘用人员。
总之,市场经济的分化力量并未完全进入村庄,这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家计模式的一致性。由此,“集体经营、股民受益”的产权制度在这些地区不断建构出整合型利益结构,推动农民与土地开发权建立紧密的生存性关联。
(二)财产化地权认同:股权思维与集体共识演进
与整合型利益结构相伴而生的是农民高度财产化的地权认同。改革开放初期,土地价值激增初步唤醒了本地农民的地权意识,股份合作制改革确立的产权制度则真正带来了财产化的思维框架。股权作为财产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