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嘴唇在抖,眼睛盯着父亲,又移向我,最后垂下眼皮,盯着地面。
曾志坚重新戴上了耳机。
岳母拽了拽岳父的袖子,被他甩开了。
我把水瓶递给可欣。她没接,我放在了她旁边的椅子上。
然后我掏出钱包,抽出自己的身份证和登机牌,剩下的连着钱包一起,塞进可欣随身挎包的侧袋。
“别墅押金我用信用卡预授权的,退房时刷一下卡就行。”
我的声音平稳,像在交代工作。
“接机司机电话在手机备忘录里,车牌号我发你微信了。海鲜过敏的药在行李箱夹层,白色药盒。”
可欣终于抬头看我。
她眼睛红了,但没哭。嘴张了几次,没发出声音。
我拍了拍她的肩,动作很轻,像怕碰碎什么。
转身时,岳父又开口了,这次是对可欣说的:“把登机牌收好,别丢了。”
我没回头。
穿过候机厅的人流,走向出口。安检口排着长队,有个小孩在哭闹,妈妈蹲下来哄。电子屏上航班信息滚动,三亚那趟显示“正在登机”。
玻璃门自动打开,热浪扑面而来。
停车场在负二层,我走了楼梯。脚步声在楼梯间回响,一声,一声,很空。
找到车,开门,坐进去。
空调出风口还保持着上次的角度。我发动引擎,没马上开走。仪表盘亮起,油量还剩一半。
手机震了一下。
可欣的微信:“你先回家,我晚上回来跟你说。”
我没回。
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敲,很轻,像在数什么。
数到七下时,我把手机调成静音,丢进副驾座椅。挂挡,倒车,驶出车位。
缴费,抬杆,上坡。
阳光刺眼,我拉下遮阳板。
后视镜里,航站楼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灰白色方块,消失在车流里。
05
家里还保持着出发前的凌乱。
客厅地板上有行李箱拖拽的痕迹,茶几上放着半杯没喝完的茶,岳父的钓鱼帽忘了带,搭在沙发扶手上。
我捡起帽子,看了看,扔回沙发。
主卧里,可欣的梳妆台上摊着化妆品,她试口红时用的纸巾还团在那里,印着半个唇印,正红色。
我打开衣柜。
我的衣服只占最左边一列,衬衫按颜色深浅排列,西装套着防尘袋。可欣的衣服占了三列,四季的,长短的,按材质分门别类。
结婚七年,这个家像一棵树,表面上枝繁叶茂。
根系却各自生长。
我拉开抽屉,拿出几件贴身衣物,又从衣柜深处抽出一个旧的旅行袋。电脑、充电器、两件衬衫、一条裤子,洗漱包在卫生间。
书房里,项目资料堆了半张桌子。
我在最下层抽屉里摸出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几张旧照片。
大学刚毕业的我,和父母在老家门口的合影;和可欣的结婚照,她穿着租来的婚纱,笑得很甜。
最下面压着个存折,是我工作第一年的积蓄。
数字很小,小到现在看来像个玩笑。
我把存折放回去,合上铁盒,塞回抽屉深处。
旅行袋拉上时,发出干涩的摩擦声。我拎了拎,很轻。原来一个人的必需品,可以这么少。
出门前,我回头看了一眼。
玄关的挂钩上挂着可欣的围裙,粉格子,她做饭时爱穿。餐桌上有瓶插花,非洲菊,上周我买的,已经开始蔫了。
我转身,带上门。
锁舌咬合的声音很清脆。
公司写字楼里冷气开得很足。前台小姑娘抬头看我,有点惊讶:“陈总,您不是休假了吗?”
“项目有点问题,回来看看。”
刷卡进办公室,玻璃窗外是正午的天。云层很厚,白茫茫一片,看不出形状。
我打开电脑,邮箱里堆了几十封未读邮件。
挑了几封紧急的处理,剩下的标为未读。
工作有种奇特的安抚作用,那些代码、数据、流程图,都是确定的东西。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会模棱两可。
不会说你是外人。
手机在桌面上震动,屏幕朝下,我看不见来电显示。等它自己停。
隔了十分钟,又震。
我翻过来,可欣的名字在跳动。背景还是我们的合照,去年在杭州西湖,她靠在我肩上,笑得很软。
我没接。
震动停了,微信图标冒出红点。点开,可欣发来一张照片——飞机舷窗外的云海。
配文:“爸刚才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他就是老思想,你知道的。”
她又发:“到三亚我跟你视频。别墅什么样?拍给我看看。”
接着是第三条:“陈健,回我一下。”
我把手机反扣回去,继续看邮件。光标在屏幕上跳动,一行行代码滚过去,像某种咒语,可以屏蔽所有杂音。
下午四点,胃开始疼。
我才想起没吃午饭。茶水间有泡面,我拿了一桶,加热水时看着蒸汽升腾,模糊了窗外的楼景。
手机又震了。
这次是曾志坚:“姐夫,帮我看看这个合同,急。”
附了张照片,密密麻麻的小字。我放大扫了几眼,是个网贷平台的借款协议,金额二十万。
我把手机丢开,泡面盖子掀开,热气扑了一脸。
吃到一半,手机屏幕又亮。这次是岳母,很长的语音条,我没点开,转文字看了一眼。大意是说她当时没来得及劝,让我别生气,都是一家人。
我删了那条语音。
叉子戳进面里,泡软了的面条断成几截。
晚上八点,办公室只剩下我。
整层楼的灯都灭了,只有我这一间还亮着。
落地窗外,陆家嘴的灯一盏盏亮起来,金融中心的大厦通体发光,像巨大的水晶柱。
手机屏幕又一次亮起。
可欣的第七个未接来电。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手指悬在屏幕上,最终没落下。
从抽屉里翻出个旧手机,插上备用卡,给助理发了条短信:“未来一周,工作事务联系这个号码。”
然后把常用手机关机,塞进旅行袋最底层。
屏幕彻底暗下去之前,最后一条通知跳出来——可欣的第八条微信。
“你到底想怎样?”
我想怎样?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空调出风口的声音很均匀,像某种深海里的回响。胃已经不疼了,只剩一片麻木的空。
窗外的灯火汇成一条流动的光河。
我在这河的中心,一个孤岛上。
灯突然全灭了。
应急照明亮起,幽绿的微光。是整栋楼跳闸了。外面走廊传来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有人在喊:“谁还在加班?电闸在哪儿?”
我没动。
在黑暗里坐了很久,直到眼睛适应了这片昏暗。桌上那个旧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助理回复:“收到,陈总。”
我解锁,新建联系人。
输入“律师李”,然后拨通了那个存了很久,但从没打过的号码。
“喂,李律师吗?”
“我是陈健。”
06
李律师的声音很稳,带着职业性的温和。
听我说完大概,他没多问,只说了句:“当面聊吧,我明早十点有空。”
挂了电话,我在黑暗里坐了会儿。应急照明灯的光是冷的,照得办公室像个洞穴。墙上的公司奖状,架上的项目奖杯,都在暗处泛着模糊的光泽。
都是证明。
证明我够努力,够成功,够资格。
却不够资格当“自家人”。
走廊灯重新亮起时,我拎着旅行袋走出办公室。电梯下行,镜面墙壁映出我的样子——衬衫皱了,下巴有胡茬,眼睛下面发青。
像个逃犯。
公司在陆家嘴,我在浦东有个公寓,是婚前买的,很小,四十平。婚后租了出去,租客上个月刚退租,还没来得及找新的。
钥匙在银行保险箱,我半夜去取,值班保安看了我好几眼。
开门,灰尘味扑面而来。家具盖着白布,像停尸房。我掀开沙发上的布,坐下,弹簧发出呻吟。
手机开机,未接来电23个,微信99。
可欣的语音条一串串,从最初的焦急,到不解,到带着哭腔的质问,最后几条已经平静下来,只说:“陈健,我们谈谈。”
曾志坚发了个合同最终版,问:“这样行不行?”
岳母又发了条长语音,我直接删了。
还有几个陌生号码,我猜是岳父用别人手机打的,没接。
凌晨三点,我躺在布满灰尘的床上,盯着天花板。楼上住户在吵架,女人尖利的声音穿透楼板:“你心里有没有这个家?!”
男人吼回来:“我赚钱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然后是什么东西摔碎的声音。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布料有股樟脑丸的味道,混着灰尘,呛得鼻子发酸。
第二天去律所,李律师递给我一杯茶。
“说说情况吧。”
我尽可能客观地陈述,像在做项目汇报:收入构成,财产分布,岳家的情况,三亚事件。说到“女婿是外人”那句话时,声音卡了一下。
李律师没抬头,在笔记本上记录。
“所以您的诉求是?”
“我想知道,”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干,“如果离婚,财产怎么分割。另外……”
我顿了顿。
“我想查一些账。”
李律师抬头看我,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很平静。
“您怀疑什么?”
“我不知道。”我实话实说,“但我想知道,这些年我给可欣的钱,都去哪儿了。”
“夫妻共同财产,她有支配权。”
“我知道。”我说,“我只是想知道。”
李律师合上笔记本。
“需要您提供一些授权。银行流水,转账记录,如果有大额支出,最好能说明用途。”
“我没有。”我说,“钱都是按月转到她卡上,家里开支都是她在管。”
李律师点点头,没评价。
“先从您能查的开始吧。个人账户的流水,您自己可以调取。至于她的账户……”他推了张名片过来,“这位是私人财务顾问,可以帮您做一些合法范围内的调查。当然,需要您的授权。”
我接过名片,纸片很厚,边缘锋利。
走出律所时,阳光刺眼。我站在人行道上,看着车流,突然不知道该去哪儿。
回公司?项目已经结束了。
回公寓?那里只有灰尘。
最后我去了图书馆,在财经区借了几本婚姻法相关的书,坐在角落里翻。
法律条文很枯燥,但清晰,每一条都写着“如果……那么……”,没有模糊地带。
不像人心。
下午,我去了银行。打印个人账户流水,厚厚一沓。柜台小姑娘递给我时,眼神有点好奇——很少有人一次性打这么多年的。
我在旁边的咖啡店坐下,一页页翻。
每月10号,固定转账到可欣账户,金额从最初的八千,到三万,到现在的五万。备注都是“家用”。
可欣的账户尾号我背得出来。
那些数字跳出去,像石子投入深潭,连回声都没有。
翻到去年三月,有一笔二十万的支出,备注“借款”。我皱眉,想不起可欣跟我提过要借钱给谁。
继续翻。
同年八月,又有一笔三十万,同样备注“借款”。
今年一月,五十万。
我的手指停在纸面上,墨水有点晕开,数字模糊成一片。咖啡凉了,表面的奶泡塌陷下去,像一张苍白的脸。
旧手机上,助理发来消息:“陈总,曾先生来公司找您,说联系不上您,很着急。”
曾先生。
曾志坚。
我回:“说我在出差。”
“他说有急事,关于合同……”
“让他发邮件。”
放下手机,我看着窗外。街对面有对年轻情侣在吵架,女孩甩开男孩的手,男孩追上去,拉她,被她推开。
女孩哭了。
男孩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像个做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