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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饼、上套、下场、杀违约金,陷入“酒吧GOGO”的女孩们

2026/6/6 3:59:21 点击:次

来源时间为:2026-05-27

画饼、上套、下场、杀违约金,陷入“酒吧GOGO”的女孩们

2026-05-2708:07

记者:咸运祯编辑:陈晓舒

“零基础、高底薪、包食宿”——这些看似没有门槛的条件,像一张网,恰好兜住了女孩们对未来的幻想。

楚瑶太渴望一份工作了。

她的手机屏幕上并排挤着四个招聘软件。大半年里,上百份简历投了出去,每天刷新几十次,盼着能撞上一个合适的岗位。直到一家名为“星动文化传媒”的经纪公司联系了她,说是招舞蹈演员。楚瑶以为自己等到了机会,签下了合同。

可现实很快把她拖进另一个世界。

像楚瑶一样签下合同的女孩,没有坐进明亮的写字楼,而是被带进震耳欲聋的夜店,换上暴露的短裙,推到喧闹的卡座,成了一名“酒吧GOGO”(指活跃在娱乐场所、靠舞蹈和应酬来炒热气氛的特殊职业群体)。恐慌、不适与屈辱感交织在一起,催生出强烈的逃离本能。但当女孩们下定决心挣脱时,才发现离开远没有想象中容易。

在这条隐秘的招聘产业链上,被骗入局的女孩不在少数。围猎她们的过程,被行内人精确地拆解为四个步骤:画饼、上套、下场、杀违约金。这套流程叫作“送妹”。

“妹”是黑话里对猎物的指称。她们大多十八到二十二岁,学历不高,刚走出校园,经济拮据,急于在陌生的大城市里找一个容身之处。与此同时,又怀揣着对光鲜生活的隐秘向往,渴望一份体面的工作。

骗子们精准捕捉到了这些需求。

于是,在各大社交平台和招聘软件中,招聘“舞蹈助教”“网拍模特”或“艺人助理”的广告被批量制造出来。招聘者给出的条件极其诱人,“零基础、高底薪、包食宿”——这些看似没有门槛的条件,像一张网,恰好兜住了女孩们对未来的幻想。

广州某夜店。图/受访者提供

猎物

2025年6月,一个为楚瑶“量身定做”的工作出现了。

招聘信息的发布方是广州一家名为“星动文化传媒”的公司,自称艺人经纪公司,正在招募舞蹈演员,承接各类商演及舞台表演。更让她心动的是,“零基础可学,培训三天即可上岗,包住宿,月休六天,综合工资一万五千元。”

这几乎完美契合了20岁的楚瑶对“好工作”的所有幻想。在她有限的社会经验里,“好工作”应该在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干干净净的办公桌。风吹不到,雨淋不着,同事衣着得体,客气地打招呼。如果能包吃包住,每月扣完开销还能攒下一点钱,那就再完美不过了。

但对于一个职高毕业、没有特长也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女孩来说,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楚瑶早就体会过生活的粗粝。2024年离开学校后,她辗转做过几份工作,每一段都没能持续太久。在老家茂名,她当过餐馆服务员,两班倒。饭点一到,客人一桌接一桌地翻台,她端盘子、擦桌子、扫地,手脚停不住。一天下来,衣服上浸满散不掉的油烟味。在她的记忆里,那是剥夺人所有思考时间的体力活,油腻、沉重,一眼望不到头。

为了过上“不想那么无聊”的人生,她离开老家到了广州,做过电商客服,因为拼音打字太慢,跟不上回复速度,被老板辞退。做得最久的一份工作,是穿着厚重的布偶装,站在街头给新开的卤味店发传单。

休息日,楚瑶唯一的消遣是花两块钱坐公交车,去天河的家居商场闲逛。在那些布置得温馨精美的样板间里,她会在柔软的沙发上坐一会儿,凑近闻一闻床品上的香气。她说,那是她在广州唯一能感觉到的些许安全感时刻。

母亲隔三岔五发来语音消息,劝她要是太辛苦就回县城相亲,或者去镇上的制衣厂做缝纫工。但她不肯离开——她不想变成流水线上的“厂妹”。

面对星动文化传媒的招聘,楚瑶没有犹豫,投了简历。对面几乎是秒回,立刻发来面试邀请。

面试地点在广州市中心的一栋高档写字楼。二十四层,办公区铺着浅色地毯、宽敞整洁。这种直观的体面,瞬间打消了她心里大半的疑虑。在她的认知里,如果公司没有实力,不可能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租下这么大的办公室。

在沙发上等候时,她的旁边还坐着七八个年纪相仿的女孩。她们化着精致的浓妆,懒散地歪在沙发上玩手机。

没过多久,一个四十来岁、身形微胖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外面的女孩们熟络地喊他“亮哥”,亮哥向楚瑶解释说,这些女孩都是公司已经签约的舞蹈演员。

“以前学过舞蹈吗?”在办公室,亮哥吐出一口烟圈,眯着眼问楚瑶。他夹着烟的右手虎口处,文着一块青绿色的图腾。

楚瑶坦言自己不会跳舞,也没有任何特长。实际上,她不觉得自己好看,身高刚过一米六,微胖,眼睛小小的,脸上还有青春痘,很少有勇气直视别人。想起刚才外面那些漂亮、精致的女孩,她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但亮哥似乎一眼就看穿了她的局促和自卑。他说舞蹈动作很简单,培训三天就能上岗。“年轻就是资本,化了妆都好看。”他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抽出一份合同,推到楚瑶面前,“肯干的话,底薪加提成,一个月肯定过万。”

合同上密密麻麻印着各种条款,夹杂着“孵化包装”“正规商演”之类她看不太懂、但听起来专业的词汇。让她觉得奇怪的是,违约金金额和甲方信息的栏目全是空白的。

亮哥没给她思考的时间,说大家都这么签,只是走个流程,回头统一盖章。在他的催促中,楚瑶顾不上细想,也不敢多问,拿起桌上的签字笔,在指定的位置一笔一画签下名字,按下了红手印。

某传媒经纪公司招聘酒吧GOGO时的话术。图/受访者提供

上套

一系列看似正规的面试流程走完后,楚瑶被带上了一辆银灰色轿车,前往公司口中的“高级宿舍”。车子驶出繁华的市中心,最终停在一栋旧公寓楼前。

推开门,不到10平方米的空间里塞着四张铁架上下铺。地上堆着快递纸箱和散乱的鞋子,空气不流通,混杂着发馊的外卖味、劣质香水的甜腻,以及老房子特有的潮湿霉味。

广州的盛夏气温直逼40摄氏度,屋子里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天花板上悬着一台落满灰尘的旧吊扇,转起来吱吱作响。楚瑶躺在硬板床上,好几次借着昏暗的光线,看见指甲盖大小的蟑螂贴着墙根爬过。

对于住在这里的女孩们来说,一天真正的开始是在深夜。

凌晨三四点,宿舍才突然热闹起来。楚瑶闭着眼睛,听同屋的女孩推门进来,踢掉高跟鞋,一边卸掉浓妆,一边毫不掩饰地抱怨:“那个男的今天非灌我酒,要不是为了多赚点儿提成,谁愿意搭理他。”

第二天中午,舍友们陆续醒来。楚瑶带着满心的疑虑,试图和对床的女孩搭话。但女孩们都警觉地应付几句,不再多说。

事后她才知道,公司不许新老员工私下闲聊,也不许互加微信,理由是怕互相比较薪资。后来她明白了,那是怕吃过亏的女孩说出实情,吓跑新来的“妹”。

接连两天的观察,让楚瑶敏锐地意识到,这份工作绝不是亮哥在办公室里描绘的那样“简单、正规”。她给老家的表姐发了一条长信息,讲述这两天的见闻。表姐回复:“肯定是不正经的工作,别管行李了,马上跑。”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趁舍友还在睡觉,楚瑶准备离开。临走前,她拉住同是新招进来的女孩小兰,劝她一起走:“这地方不是正经地方,留下来迟早会毁了自己。”但小兰没有答应。

相比于果断离开,小兰更愿意用侥幸来说服自己。她不停自我开解:“也许事情没那么糟糕,只要守住底线,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危险。”

按小兰后来的说法,在那个环境里,她“只能一直往好处想”。她认为,不管什么工作,只要熬一阵子,攒下一万块钱,就能租个房子落下脚,再慢慢找别的工作。

楚瑶和小兰的经历并非孤例。

为核实女孩们的说法,新京报记者以“19岁、职校毕业、初来求职”的身份,在几家主流社交平台和招聘软件上,筛选了两家招募“舞蹈演员”的传媒公司。这些公司发布的岗位大多包装为“舞蹈助教”或“艺人助理”,招聘文案高度相似:“零基础可学”“包食宿”“月入过万”。

记者分别向两家公司投递了简历。回复最快的一家,三分钟内便发来好友申请。简单寒暄后,对方发来一段语音,语气热情:“妹妹条件不错,我们公司做正规商演的,明天来面试看看?”

当记者表示没有舞蹈基础时,对方连发三条消息:“没关系”“有免费培训”“一周就能上手”。记者追问工作地点是否涉及夜店,对方没有正面回答,只发来一个天河区的定位,说:“你先来面试,见面细聊。”

第二家公司的话术更为直接。记者问及是否涉及夜店时,对方反问:“你能接受吗?能的话我们更好沟通,不用绕弯子。”问到具体工作内容,对方毫不避讳:“在卡座跳跳舞,带动气氛。客人点酒你就陪着喝两杯。小费另算,一晚上几百到上千。”

实际上,像楚瑶这样的一部分女孩在意识到危险后选择了逃离,另一部分女孩明知前面是泥潭,却因为现实的窘迫,依然闭着眼睛赌上一把。

几天后,到了“上岗”的日子。按照公司要求,所有新人都必须进行彻底的“形象改造”。小兰对着镜子,在长满青春痘的脸上涂了一层又一层粉底,描上两道又粗又直的一字眉,嘴唇涂成大红色,颧骨上重重刷了两团不自然的腮红。

眼前的自己让她感到陌生和滑稽,小兰觉得,自己化着浓厚的妆,穿着并不合身的短裙,更像一个橱窗里的“塑料娃娃”。一旁等待的亮哥随口安慰了一句:“别扭什么,妆就是得这么化。”

招聘方向女孩解释薪资,并表示“正规场合,纯绿色”。图/受访者提供

下场

现实很快将女孩们拽入了另一重天地。

小兰真正上班的地方,是广州白云区的一家夜店。场地昏暗,巨大的音响发出震耳欲聋的重低音,震得人的耳膜和心脏跟着发颤。五颜六色的镭射灯在头顶来回扫射,切割着混杂着酒精和烟草味的浑浊空气。她和几个新来的女孩跟在亮哥身后,穿过人群和中心舞台,被带到一处半环形卡座上。

亮哥靠在沙发上,开始交代这里的“生存法则”。他说,负责开场热舞的叫Ago,是专业舞者。像小兰这种“零基础新人”,在这里统称为Bgo,工作内容是在客人的卡座旁边热舞,竭尽全力带动他们的情绪,然后在气氛高涨时,顺理成章地陪客人喝上一杯酒。

来这里消费的客人大多是三四十岁的男性。他们坐在昏暗的沙发上,仰头看着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的女孩照片和编号。一旦有人“选中”某个女孩,抬手招呼服务员扫码付款,对应的女孩就得起身,穿着暴露的短裙,走到客人卡座前开始热舞。

在这里,一切明码标价。

客人的这种消费方式被称为“点舞”。新人跳一首歌的时间,三到五分钟,三百块。做得久些、攒了点人气,价格则翻倍到六百甚至一千五。能在主舞台跳开场舞的“头牌”,一支舞能拿到三千块。点舞的收入,公司和女孩们五五分成。

但这笔钱并不好挣。

小兰很快明白,被点中的女孩不仅要会跳舞,酒量要好,性格要放得开,嘴巴要甜,要让那些掏了钱的男人们觉得被奉承、有面子。“只有把客人哄高兴了,他们才愿意多开酒,多消费,私下塞小费。”

她后来回忆,这是一个慢慢把人泡软、剥夺底线的过程。她坦言,大多数刚被骗进来的女孩,最初都充满恐惧和抗拒。穿着暴露的衣服在陌生男人堆里周旋、陪笑,浑身不自在,甚至感到屈辱。但夜店的管理者们有一套软硬兼施的手段,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越陷越深。

硬的一面是严苛管理。除了《演艺经纪合同》的约束,公司内部还设置了业绩排名。排前面有奖金,垫底要扣钱。为了不被扣钱,女孩们被迫卷入竞争,暗自较劲,私下给点过自己的客人发微信,求他们来捧场。

软的一面,是无孔不入的情感渗透。小兰说,女孩们签的通常是第三方经纪公司,这些公司和夜店合作,输送年轻女孩,赚取人头费和抽成。而在夜店里日常管理她们的,则是带队的领队或主管。

在夜店,小兰很快加上了主管张姐的微信。和严厉、冷酷的亮哥截然不同,张姐看起来没有上司的架子,更像是一个体贴的知心大姐。白天,她会在微信上跟小兰聊最近热门的网剧,约着她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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