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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饼、上套、下场、杀违约金,陷入“酒吧GOGO”的女孩们

2026/6/6 3:59:21 点击:次
打手机游戏,甚至还会细心地叮嘱小兰独居时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小兰也会跟她提起自己的伤心事。她说,公司发的衣服太露,不想穿。有时候被喝醉的客人占了便宜,她会委屈得掉眼泪。她还说,自己从小不会读书,做什么都做不成,父母总是让她回老家上班相亲,让她觉得很懊恼……张姐听着她的故事,表示“真的很理解”。

紧接着,张姐会用一种过来人的语气安抚道:“妹妹,现在大环境不好,你看看外面,哪儿挣钱都不容易。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大学生,一个月累死累活,看老板脸色,也就挣个三四千块。咱们在这里,虽然偶尔受点儿委屈,但咱们凭本事挣钱,有什么好丢人的?”

小兰越来越信任张姐。张姐向她承诺:“只要你在这里好好干,表现突出,以后公司就会动用资源,安排你去给大明星伴舞。说不定哪天你在网上火了,成网红了,出去做直播挣得比现在还要多得多。”

某社交平台上一位自称从业五年的资深“经纪人”张伟,向新京报记者传授这门在行内被称为“送妹”的生意经。

他透露,为了吸引更多急于找工作的女孩,单靠在招聘软件上撒网已经不够了,如今各类社交平台才是绝佳的“捕猎场”。操作手法很简单,就是发布一些包装精美的短视频,极力宣传零门槛和高薪水。

每成功招到一个女孩,在她签约后下场工作的头一个月里,公司会从她的总工资中抽出20作为给招募者的提成。如果招募能力强,一个月能拉来五个以上的女孩,这个提成的比例就会直接涨到25。

“那怎么才能让这些女孩死心塌地留下来?”记者问。

“要让女孩们信任你,甚至让她们主动拉身边的朋友过来,你得懂心理学。很多女孩刚出社会,根本没有经验,到了那种环境会害怕,她们最需要的是一个精神支柱的陪伴。”张伟说。

随后,他给记者发来了几张自己和手下女孩们的聊天记录截图。在截图中,他陪着女孩一起用最难听的话咒骂粗鲁的客人,教她们在卡座上如何巧妙地逃避客人的疯狂灌酒,甚至还会在女孩受委屈时,适时地表现出一种霸道的撑腰姿态,“别怕,谁要是敢欺负你,哥第一个不答应。”

负责开场舞的女孩们正在台上表演。图/受访者提供

逃离

实际上,“猎物”主动提出离开,才是围猎收网的真正信号。

做了两周的GOGO之后,小兰彻底崩溃了。她回忆,总有喝得满脸通红的中年男人,借着酒劲把手伸向她的腰和腿。她本能地躲闪,严词警告,换来的却是领班将她拽到后台,斥责她“不懂事”,得罪了卡座的大哥。

那天晚上,她缩在宿舍的硬板床上,给当初招她的亮哥发了一条长长的微信,一字一句地写下自己的委屈,说实在干不了这种活,想辞职回老家,恳求对方把这两周的薪资结给她。

离开并不容易。微信发出不久,亮哥发来一段语音:“走可以,你是单方面违约,先把违约金交了,不然公司法务部明天就走起诉流程。”

紧接着,一张扫描版的合同发到了小兰手机上。她放大屏幕,眼前一阵发黑。签合同时那些空着的横线,已被黑色水笔填上了数字:“违约金两万元,前期舞蹈培训和服装费折算五千元,场地占用与食宿费五千元,总计三万元。”

“面试的时候根本没提违约金,我也没有接受过什么培训,就拿到一套廉价的短裙,才待了不到三周,凭什么要这么多?”小兰在微信上争辩了几句,对方再也没有回复。

这种拉扯和绝望,几乎发生在每一个试图逃离的女孩身上。

小兰说,一旦和经纪公司撕破脸,公司法务会先接替经纪人联系女孩,引用合同条款,警告她们,若不按时打款,将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后坐不了飞机、高铁,甚至影响婚姻和子女的前途。

几天后,催收电话打到了小兰父母的手机上。对方用一种威胁的口吻说:“您女儿在外面签了演艺合同,现在不想干了,欠公司三万块钱。您是帮她把钱垫上,还是我们把法院的传票直接寄到家里?”

对于大多数出身普通的年轻女孩来说,“在夜场陪酒跳舞”与“惹上官司”这两件事,足以击穿心理防线。既怕父母担心,又怕坏了名声,在恐惧与羞耻感的双重压迫下,相当一部分女孩选择了妥协。

但小兰不肯。她决定走法律途径,去劳动仲裁委员会或者法院讨个说法。但当她拿着聊天记录和合同去维权时,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更复杂。

她找律师咨询后得知,那份《演艺经纪合同》在法律上通常被认定为民事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女孩以独立艺人的身份提供演出服务,公司负责包装和接洽,彼此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性。正因如此,劳动仲裁委员会一般不予受理此类纠纷。

这意味着,女孩们无法享受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保护,只能走民事诉讼的路径,以普通合同纠纷或欺诈为由起诉。

民事诉讼的门槛同样不低。小兰想主张自己在签约时被欺诈,对方口头承诺的是“舞蹈助教”“前台行政”,实际却让她去夜场陪酒跳舞。然而在法律上,主张欺诈需要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公司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隐瞒了事实。

但女孩们签订的合同条款写得很模糊,合同中,多用“演艺活动”“商务演出”之类的词汇,单从字面很难认定与实际工作内容不符。至于面试时的口头承诺,小兰没有录音,微信聊天记录里也未留下可作证的对话。

另一方面,打一场民事官司需要预缴诉讼费,若请律师又是一笔开销,加上来回跑法院的时间和精力,对一个女孩而言,同样是沉重的负担。

女孩提出质疑后,传媒公司招聘方承认工作为“酒吧氛围组”。图/受访者提供

残酷一课

漫长的拉锯战,最后常常走向另一种妥协。

小兰最终没有起诉。她算过一笔账,请一名律师至少需要五六千元,诉讼周期少则三五个月。更让她顾虑的是,她不敢让家人知道自己在酒吧跳舞。走投无路的时刻,她将自己仅有的三千元转给了公司法务。对方称这是“诚意金”,可以暂缓起诉。

之后,她从几个网贷平台分别借款,凑齐两万元违约金转了过去。她说这已是自己能拿出的全部,恳求对方通融。对方发来一份《和解协议》,承诺不再追究剩余部分。小兰签了字,删除了对方的微信。

她终于获得了自由,却仿佛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损耗。为了还债,她同时打着两份工,白天在口腔诊所做前台,晚上在便利店理货。她时常陷入自我怀疑,不断质问自己:“怎么如此轻易掉进了圈套?”

律师李瑛接触过不少类似的案子。她发现,旁观者看这些误入酒吧做GOGO的女孩,总爱贴上“虚荣”“贪走捷径”“不自爱”的标签。但撕掉这些标签往深处看,驱动她们的其实是一种巨大的生存焦虑,以及想要证明自己的渴望。

李瑛说,在这类案件的卷宗和维权群里,受害者的画像高度重合,她们大多十八到二十二岁,来自三四线城市或乡镇,最高学历多为中专、职校或大专。在快节奏的现代城市里,这群年轻姑娘像是被“折叠”起来的一群人。

她认为,学历的贬值,让她们手中的职校文凭几乎成了一纸废纸。在当下,本科生甚至研究生都在向下竞争普通的文员和行政岗位时,留给职校女孩的生存空间已经被极度压缩。

而这一代年轻女孩与父辈不同。她们伴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长大,每天在屏幕里看到的是光鲜亮丽的都市生活,有着远比上一代更强烈的、对“体面”的渴望。她们不愿意再回到体力劳动中,又极度渴望在这座庞大的城市里,获得一份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赋予自己尊严的工作。

但现实是,社会并没有为这种渴望提供有效的出口。于是,她们身上唯一可以快速变现的资本,就只剩下了青春和容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些披着“文化传媒”“星探互娱”外衣的骗局,能够如此轻易地捕获她们。骗子们敏锐地抓住了她们的需求,告诉女孩们:“学历不重要,年轻、长得好看,这就是最大的优势。”

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一个年轻女孩就可能被彻底摧毁。当一个女孩发现,自己只需要忍几句荤段子、喝几杯酒,就能在一个晚上赚到普通人几天的工资时,她的底线就会一点一点往下移。到最后,她已经无法适应那种需要起早贪黑、月薪几千块的正常生活了。

李瑛觉得,职业教育不应止于教年轻人基本的生存技能,还需补上关于生存与自我保护的基础一课,比如如何识别求职陷阱,了解基本法律常识,读懂合同条款,甚至应该知晓求助路径。

小兰的手机里,至今还留着同期培训时一个女孩的微信。大半年过去了,那个女孩的朋友圈彻底变了样。从最初抱怨宿舍环境差,到后来开始晒买来的东西,晒各种高档酒店的下午茶。配文写着:“女孩子终究还是要靠自己努力。”

她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疲惫与酸涩一并涌上来。某些脆弱的瞬间,她心里甚至闪过一个念头:“如果当时我也留下来,现在是不是不用过得这么难?”但这个念头只停留了一秒,又立刻被理智打散。

小兰说,她所在的几个求职群里,至今仍有近五百人,群内时常弹出新消息。不断有女孩在问:“请问有没有那种包住宿、来钱快的工作呀?”“我刚中专毕业,没有经验,但是很能吃苦,可以学。”

不到一分钟,立刻就有顶着“某某传媒星探”头衔的人在群里热情地回复:“有的妹妹,加我私聊,公司直招舞蹈助教,不看学历,只要长得好看就行,今晚就能安排宿舍。”

(应受访者要求,楚瑶、小兰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咸运祯

编辑陈晓舒

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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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天前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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