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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中的土地开发权与产权变迁

日期:2025/12/23 21:29:45 浏览:

实现形式,其本质是以所有权让渡换取收益的剩余控制权,以保护股权所有人的利益为根本目标(江平、孔祥俊,1994)。当集体所有权被个体化为农民的股权时,农民就被赋予了土地所有者的基本权利。这种财产权的思维显然与集体土地价值显现后农民保障自身权利、控制土地利益的群体性诉求高度契合。因此,他们开始普遍认同自身作为财产权主体的合法性,并强调集体的土地经营应该服务于股民的权益。东莞市一位村书记阐释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民地权观念的影响。

拿到股权以后,农民自然觉得土地是自己的。既然集体开发的是农民的土地,获得股份分红就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农民都觉得分红分的是自己的钱,集体只是帮自己管理土地。(访谈资料,20170405)

由此,农民的土地认同呈现显著的财产化特征,且这一特征在内部整合、外部博弈的行动策略中得到了持续强化。一方面,观念是群体整体性认知状态的体现,农民共同的利益诉求与紧密的利益关联推动了认同的凝聚与强化。尤其当“半租半工”逐渐成为本地农民普遍采取的家计模式时,积极肯定农民权益的财产化地权认同也随之成为农民阐释这种生存方式合理性的基础。很多农民将这一观念与生存伦理相结合。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建房出租才能有长久收益,卖了土地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下一代,你让他们吃什么、喝什么。(访谈资料,20180407)

另一方面,在与地方政府长期博弈的过程中,财产化地权认同逐渐演化为村庄的共享观念,成为村民应对国家严格土地管理政策的依据。与地方政府博弈的实际成效更是被农民主动构建为维护自身权利的有效经验,这种叙事被村民集体共享,并持续巩固他们对财产化地权的认同。深圳市H村的个案具有典型性,该村村民频繁提及三次关键事件:1999年完成10多栋小产权房的抢建、2004年拒绝签署集体土地“统转”协议,以及2012年在严峻的拆违形势下完成3000平方米写字楼的建设。H村的一名村民清晰地描述了第三次事件的情况。

当时政府管控很严,来拆了很多次,但我们还是顶住压力建下了写字楼。这栋楼的租金现在年年都在涨。(访谈资料,20180412)

正是“集体经营、股民收益”的产权制度持续驱动的集体行动,使农民的财产权认同演化为一种共享观念,与地方政府严格的土地管理形成了鲜明对照。

五、分化型利益结构与国家化地权认同

在同样面对地方经济持续增长与土地管理规范化的外部环境时,“私人经营、私人受益”的产权制度难以促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它激活了内部竞争、外部适应的行动者策略,并适应性地建构出分化型利益结构与国家化地权认同。

(一)分化型利益结构:市场主导与社会冲突

由于集体土地开发产生的利益主要转换为经营者的收益,“私人经营、私人受益”的产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通农民土地利益的获取。这突出表现在,虽然这些地区的村庄同样存在大量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企业,但由于无法将土地收益收归村集体,村庄的集体经济长期处于“空壳化”困境。以绍兴市经济发达的县级市G市为例,2020年该市的集体经济总收入仅11.29亿元,且大多为转移支付收入,其中收入达到50万元以上的村庄占比仅35.8。此外,经营者也普遍通过优先分配、户口拆分等策略,压缩普通农民依托宅基地所能获得的利益空间。因此,该产权制度对集体利益的保护属性较弱,反而与市场经济存在密切关联,市场能力是农民得到地方政府支持、推动土地资本化的先决条件。

产权制度形成后,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样激发了村庄扩张土地开发权的强烈需求。2000年以来,经营者作为先富群体在乡村社会崛起,更是将建设用地的需求从生产用地扩展至生活住宅领域(印子,2015)。这种土地利益的扩张诉求也面临土地管理规范化的普遍趋势。为了维持区域经济发展,地方政府仍然为经营者保留了生产用地扩张的弹性空间,但“私人经营、私人受益”的产权制度在根本上削弱了村庄社会的集体行动能力,更多地激活了农民内部竞争、外部适应的行动策略。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农民认可地方政府的土地管制政策,并在政策空间内展开激烈的内部利益竞争。

这就导致农民之间利益冲突的持续加剧,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经营者与普通农民之间的利益争夺加剧。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土地价值的持续攀升,也强化了农民对土地利益的认知与诉求。以绍兴市的经济强镇D镇为例,该镇于1990年末启动工业园建设,镇区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2001年达到每亩10万元,2008年升至每亩50万元,2010—2012年达到历史峰值,其中最高价格为每亩120万元。土地价值的显著变化使普通农民逐渐意识到集体建设用地包含的利益。他们尽管缺乏自主推动土地资本化的能力,但也开始通过分户、与村干部建构关联等方式来竞争村庄的宅基地资源,进而与经营者群体形成直接的利益竞争关系。二是经营者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在紧缩的政策空间中扩张生产与居住空间,经营者一方面持续强化与县、乡两级政府的关联,另一方面将地利竞争向村庄政治领域扩张,试图通过选举影响集体土地资源的分配。绍兴市M村2002—2008年的村庄政治具有典型意义,在此期间,村委会主任职位连续由私营企业主担任。2002年首任企业主上任后,与村内其他企业主在土地资源分配上产生了冲突。在此后的选举中,各主体为获取宅基地指标、建设用地指标等关键利益而展开持续的竞选。由于选举获胜常常有助于获取更多对村内土地资源分配的实际控制权,不少企业主上任后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显著提升。这就进一步增强了村庄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企业主采取的竞争策略也随之不断升级。

产权制度也对农民家庭生计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分化的利益分配格局中,仅有少数经营者获取了集体土地开发的收益。这使本地农民始终未与土地开发权建立生存性关联,集体保障缺乏与激烈的内部竞争反而促使他们持续深化市场参与,以维持在村庄的体面生活。经营者也必须不断强化市场竞争力,赢得地方政府支持,实现生产扩张。同时,随着土地政策收紧,部分大企业主及在村庄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企业主陆续进入正规的工业园,积极适应地方政府土地供给方式的变化。由此,“私人经营、私人受益”的产权制度就建构出了高度分化的利益结构,农民彼此间关联松散,共同保持高度的市场参与。

(二)国家化地权认同的激活与持续强化

产权制度激活的内部竞争、外部适应行动策略,同样对农民的价值领域产生了塑造作用。激烈的地利竞争与排斥性利益分配格局,不仅难以促成维护经营者利益的社会认同,更重要的是,这使得多数农民频繁援引国家土地管理规范维护自身权益,从而持续巩固了国家化的地权认同。

随着土地权利意识的增强,农民普遍意识到经营者获取的土地利益包含对公共利益的占有。尤其在总体利益空间不断收缩的背景下,经营者对土地利益的竞争越来越多地进入农民维持家庭再生产的宅基地资源领域。这导致村庄内部结构性地出现难以获得宅基地的住房困难户群体。与此同时,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不断拉大经营者与普通农民之间的经济差距,市场性分化与不公平的地利分配相叠加,使许多农民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面对强势的经营者群体,普通农民很难在利益竞争中占据优势,因而多选择在价值层面发起挑战:他们普遍将土地公有规范作为价值依据,一方面批判经营者的地利扩张行为,另一方面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释放不满情绪。土地管理政策的规范化也为普通农民的价值援引创造了条件。在这一意义上,形成国有化地权认同正是普通农民实施内部竞争、外部适应策略的核心手段。

国家化的地权认同呈现显著的双重特性,但都认可国家强化土地管理的必要性。一是为维护集体成员利益的公平分配与共享,强调国家必须进行积极的治理与干预。不少农民采取了类似的表述,“村里的地都让富人拿了”,“国家如果不维持公平,农民总归要吃亏”(访谈资料,20170612)。二是高度认同土地开发权应当归属国家,强调经营者行为的违规属性。多数农民熟知经营者的谋利策略,普遍对此感到愤愤不平。

国家化地权认同也逐渐与这些地区农民的生存伦理相关联,这在住房困难户群体中表现得最突出,他们的遭遇也往往是村庄舆论关注的焦点。绍兴市D镇C村顾由朵一家的情况颇具典型性。顾家早年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户主为外来的上门女婿,夫妻二人均在工厂打工,家中有两个儿子,一家四口的住房面积仅80平方米。自2008年起,顾由朵每年申请宅基地,直至2013年仍未获得,期间部分已有宽敞住宅的经营者多次挤占她申请的指标。为此,她曾多次到镇政府反映情况、表达诉求,问题却始终未能解决,她对此十分不满。

看着别人家气派的大房子,想到我家两个儿子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心里就像压了块大石头。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既怨丈夫没本事,又恨自己没能力。无论怎么算,宅基地分配都该轮到我们了。(访谈资料,20190511)

可以说,对经营者群体获取了主要土地增值利益的不满,在村庄内部形成了弥散性的“气”(应星,2007),而强调国家主导建立公平分配秩序的地权认同,始终是这种“气”得以表达与阐释的重要价值支撑。此外,随着内部竞争愈发激烈,部分经营者为了占据地利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同时表达竞争失败的情绪,也开始积极援引国家主导土地开发权的管理规范,不仅以此为依据指出他人的非正规用地行为,还试图引导部分农民采取维权行为。这种援引无论是出于策略考虑,还是源自内心认同,最终都强化了村庄社会关于地权的共识。

六、积累与变迁:土地开发权重构路径的形成

基于类似的产权问题与城市发展诉求,“三旧改造”与“三改一拆”政策均遵循尊重历史、分类处理的原则,即为历史形成的违规用地提供合法化路径,向原土地开发主体让渡利益和对其余违规用地进行管控。据此,本文从合法化包容度、权利让渡水平、权利收回程度三个维度,呈现土地开发权的差异化重构路径。

(一)土地开发权弱集中模式的形成

广东省的半城市化地区明确采取了土地开发权弱集中模式。一是合法化包容度较高。纳入“三旧改造”范围的历史违建符合规定,均可通过补办手续实现合法化,且“三旧改造”专项规划是政府结合存量建设用地来编定的,允许下级政府按规修改改造范围内的国土空间规划。同时,可通过地价减免、税收优化、公益用地置换等多种方式降低权利主体为历史违规用地补办合法手续的成本。二是权利让渡水平较高。广东省政府为集体建设用地参与市场交易提供了制度空间,并基于地利共享原则,提高参与二次改造的原产权人分配地利的比例。2016年,政策进一步加大权利让渡尺度,明确将土地改造产生的主要增值收益向社会倾斜。三是非法建筑处理强度较低。广东省提出对新增违建实施“即查即拆”,但下级政府的拆违压力相对较轻。对未纳入改造范围或未补办手续的历史违法建筑,地方政府倾向于随城市更新的展开逐步消化处理,并通过制度创新持续提升政策的合法化包容度。事实上,地方政府主要通过编制规划和改造方案来统筹规划权以引导城市更新,并未强制性地收回土地开发权。而且,规划权的集中程度也相对有限,城市被划分为分散的更新单元,有限度地被进行改造。

土地开发权的重构路径和既有产权制度的长期积累与演化密切相关。从根本上来说,“集体经营、股民受益”的产权制度实现了个体财产权与集体统筹的结合,具备较强的社会整合与利益嵌入能力。对这一产权制度而言,区域经济增长与土地政策收缩带来的主要问题始终是,如何将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转化为集体利益并进行分配。在行动者的整合与博弈之中,产权制度得以不断建构其所栖身的社会系统,并实现自身的维系与扩张,最终使得城市更新不得不面对高度固化的整合性利益结构与财产化地权认同。

因此,当地方政府推行土地开发权集中化策略时,往往会激起本地农民的抵触情绪。高度整合的利益结构与农民对财产权利的深度自觉形成紧密联动,这一联动效应不仅推动农民更坚定地维护既有的产权制度,也赋予他们捍卫既有利益、采取强有力行动的能力。“三旧改造”政策确立的土地开发权弱集中模式,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进行城市更新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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