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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中的土地开发权与产权变迁

日期:2025/12/23 21:29:45 浏览:

临的社会压力。整体性的社会认同也改变着地方政府的认识,进而影响区域政策的调整。对于农民为维护土地利益而采取的违规行为,不少地方干部往往抱有同情与理解。

地方经济发展那么快,土地价值又高,农民为提高收入建房、建厂是很自然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去拆违也感觉特别不好办,农民就靠吃租生活,你拆人家饭碗,人家能不拼命吗?(访谈资料,20150705)

可见,土地开发权弱集中模式也是在财产化地权认同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基于既有的认知与客观实际进行的产权路径选择。事实上,在“三旧改造”以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经部分承认农民享有土地开发权。例如,深圳市很早就采取了“代征地”模式,即政府依规履行征收程序,由股份合作社与市场主体直接对接,并获得主要收益。东莞市在执行土地征收政策时,市、镇两级政府往往主动将自身可享有的收益份额让渡给村集体与农民,以减少征地阻力。

这深刻表明,“集体经营、股民收益”的产权制度呈现强延续性特征,其强大的社会整合与利益嵌入能力始终是维系这一延续性的关键。这也使得集体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政府的规划和管控之外,进而导致区域土地利用陷入效率困境,并集中表现为土地开发强度过高与土地利用的高度碎片化(刘超,2019)。可以说,这一产权制度所具备的强大扩张能力,使其既能在复杂外部环境中稳固自身的利益分配格局,又能融入国家土地管理体系、保持效率,从而在城市更新时期更早地催生了强烈的产权重构需求。

(二)土地开发权强集中模式的形成

浙江省的半城市化地区采取了土地开发权强集中模式。一是合法化包容度相对较低。地方政策规定了历史违法建筑可通过补办手续实现合法化,但现行规划调整空间较小。历史违建补办手续需要全额缴纳罚款与地价费用,政策补贴相对较少。2014年,省级文件进一步强调,多年未解决、群众反复举报、社会影响恶劣、侵占公共设施用地等情形下的违法建筑必须予以拆除。二是权利让渡水平较低。历史违法用地必须经过土地征收、招拍挂程序重新进行公开出让或补办供地手续。在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一般倾向于为产值较高的企业补办供地手续,大多数历史违法用地在拆除后重新进行公开出让。同时,对于纳入二次改造的低效用地,原产权所有人仅以税收补贴、改造奖励、公共建设经费等形式获得有限的土地增值收益。即使是对归属集体的建设用地进行经营开发,土地出让的纯收益被用来支持村庄改造的比例也不得超过60,且不能作为可分配的财产收入。三是非法违建处理强度高。浙江省启动了以“无违建创建”为目标的省级专项行动,进行大规模拆违,且明确要求符合条件的历史违建必须限期补办相关手续,否则同样纳入拆除范围。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导致基层的拆违强度显著提升,大量与违建相关的土地开发权在这一过程中被依法强制收回。

因此,以往让渡给村庄的土地开发权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向地方政府集中,集体土地被再次纳入国家主导的征地制度框架进行规范管理。这一产权重构路径的形成同样与既有产权制度的历史演进密切相关。“私人经营,私人受益”的产权制度具有鲜明的市场化特征,村庄内部的土地利益分配与农民的市场能力紧密相连。它在维护经营者利益,促进民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利益分配不平衡的问题,导致乡村社会长期陷入利益协商的困境之中。不过,社会内部的张力也激活了国家化地权认同的不断稳固。分化型利益和国家化地权认同构成了浙江省的半城市化地区推动土地开发权集中的支持条件,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土地开发权集中面临的社会阻力相对较小。在面对国家的规范化管理时,分散化的利益结构始终无法促成强有力的集体行动,经营者也难以组织起来维护既得利益。随着利益冲突与地权认同的日益强化,普通农民越来越多地通过多种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对既有的产权制度提出了挑战,经营者之间的利益竞争也延伸至村庄政治领域,并频繁引入国家权力进行内部博弈。更重要的是,国家化地权认同社会性地界定着集体土地使用的“合法”与“非法”边界。经营者缺乏维护既得土地利益的价值依据,绝大多数农民高度认同国家集中土地开发权的合法性,希望地方政府严格处理各类违法用地行为。其次,对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利益竞争引发的社会冲突已经影响了基层社会的良性运行,维系这套产权制度的治理成本日益增加。农民的不满情绪与公平分配地利的诉求相互交织,构成了乡村社会中的一个突出矛盾。这迫使地方政府必须进行一定的回应。土地开发权强集中的产权重构路径事实上也包含了地方政府实现基层治理规范化、保障农民利益的政治意义(付伟,2020)。

可以看到,“私人经营、私人受益”的产权制度也面临类似的外部环境,但较弱的社会整合与利益嵌入能力使其只能激活农民对内竞争、对外适应的行动策略。外部环境的压力转变为内部利益的再分配困境。由此,产权制度在维持核心产权特征的同时,其内在的稳定性也在降低。但产权制度对国家土地管理的适应显著缓解了区域土地利用的效率困境。这些区域虽同样存在土地利用碎片化、土地产值过低等问题,但土地开发强度明显较低,集约利用水平相对较高。

基于此,本文总结了两种产权制度的历时性变迁逻辑(见表2)。二者均表明,产权制度在历史演进中以行动者策略为中介,实现对其所栖身的社会系统的适应性建构。不同产权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保持自身的核心特征,但对社会系统的适应性建构又为新旧因素的交融提供了可能,从而为产权变迁提供演变动力与可能方向。

七、结论与讨论

中国土地制度已经历经七十余年的实践探索,未来的产权演化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广东、浙江两省半城市化地区的土地开发权重构逻辑充分呈现了产权制度如何基于本地的产权历史进行制度创新,有效协调地方发展与产权传统的关系。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产权制度在外部环境变动引发的维持性压力下,通过持续驱动相关群体的特定行动策略,实现了对所处社会系统的适应性建构,从而积累性地推动产权制度的内生性变迁。本研究在区域尺度上呈现了中国产权实践的复杂性与灵活性,也较为深入地揭示了产权的内生变迁逻辑,为既有理论的拓展提供了启示。

第一,本文呈现了产权历时性变迁的具体机制,重新厘清了制度与外部环境、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适应性建构的分析思路肯定外部因素的重要性,但明确外部因素往往需要经由产权制度的内部过程被吸收、转换才能发挥作用,这一逻辑为理解产权制度如何从内部孕育变迁提供了支持。具体而言,其一,外部环境并不会直接产生变迁动力,而是通过对既有产权制度形成存续压力来产生影响,且这种压力只有置于特定产权结构的语境中才能被准确理解。其二,外部环境亦难以直接决定产权变迁的方向。面对外部压力,产权制度在很多情况下只能从内部探寻适配的应对方案,并依赖既有制度塑造的社会认同与利益结构提供支持。其三,制度能动地应对外部环境的过程始终以行动者的策略实践为中介。只有在相关群体持续实施的行动策略中,外部环境引发的维系性压力与既有的约束性规定才能够实现融合,最终推动产权延续与变迁的共存。由此可见,产权制度变迁既非纯粹的外生过程,也不是制度锁定性的延续,而是在“制度—环境—行动者”的复杂互动中形成的、带有鲜明内生属性的动态变迁过程。

第二,本文揭示了历史过程影响产权演化的多样化作用机制。既有研究常将制度延续的历史过程等同于制度的自我强化。本文的分析表明,历史过程在延续产权特定属性的同时,并不必然增强制度的整体韧性。产权制度的内在结构特征显著影响历史过程的具体作用方式:当产权制度具备较强的社会整合、利益嵌入能力时,该制度更能够应对内部张力、抵御外在阻力,进而实现积极意义上的制度再生产;反之,若产权制度的利益分化程度高而社会嵌入性较弱,则该制度更倾向于通过激发利益主体的竞争来推动自身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以缓解维系压力。这虽然使制度的某些核心特征得以延续,但制度本身也可能逐步陷入自我脆弱化的路径。此类制度演变虽仍带有初始结构的烙印,但其产权形态表现为对原有结构的否定性再现,即相关主体的竞争推动新制度以否定旧结构的方式重塑自身。这正是浙江省半城市化地区产权制度演变的理论意义所在。这一发现修正了既有大部分研究对历史过程的单一理解,并表明产权制度变迁研究需要在动态实践中把握历史过程的复杂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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