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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中的土地开发权与产权变迁

日期:2025/12/23 21:29:45 浏览:

来源时间为:2025-12-23

来源_《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6期

作者_仇叶

责任编辑_黄燕华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浙江与广东两省的半城市化地区采取分化的产权路径重构早期向村庄转移的土地开发权,此种分化根植于两地产权演进的历史脉络。本文建构关于产权变迁的历时性分析框架,通过比较两地产权制度的长期演化实践指出,产权制度能够对所处社会系统的利益结构与社会认同进行长期的适应性建构,从而推动制度的内生性变迁;同时,制度在历史中的延续并不必然带来制度韧性的强化,而是会因产权特性的差异导向不同的演进轨迹。本文呈现了中国产权实践在不同地区的异质性,也为突破产权变迁的外部环境决定论与路径锁定分析提供了新思路。

一、引言

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迈入存量更新的重要阶段。相较其他省份,广东与浙江两省由于独特的发展路径,形成了规模可观的半城市化地区(郑艳婷等,2003;林永新,2015)。在这些半城市化地区,乡村工业化的蓬勃发展历史性地推动了集体土地的非农开发,促使原本被国家垄断的土地开发权向乡村社会大规模转移(蒋省三、刘守英,2003)。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集体建设用地的低效问题日益凸显。2011年前后,广东、浙江两省分别实施“三旧改造”与“三改一拆”政策,以差异化产权路径重构半城市化地区的土地开发权。其中,“三旧改造”政策倾向于推行土地开发权弱集中模式,更多将集体建设用地的交易与收益权利赋予基层社会,推动土地增值收益在更大范围内的共享(田莉等,2015);“三改一拆”政策则倾向于推行土地开发权强集中模式,地方政府向基层社会让渡的土地权利较为有限,并展开大规模的拆违行动,进一步稳固了国家统筹土地开发权的主导地位(倪建伟、张伟,2014)。这两种路径均是地方政府基于土地公有制的统一制度框架,结合区域特性所展开的创新探索,充分体现了中国土地制度实践的灵活性。本文的问题在于,面对相似的城市更新背景,为何两省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产权重构路径?

土地开发权的差异配置受多重因素影响。依托土地管理法规、空间发展规划、指标控制等制度化手段,国家塑造了土地开发权配置的宏观制度框架(谭明智,2014;桂华、贺雪峰,2014);在此框架下,地方政府与公众的行动逻辑与博弈关系则影响着土地开发权配置的实践状态(赵德余,2009;陈颀,2021)。浙江、广东两省的半城市化地区所采取的差异化土地开发权重构路径,根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形成的差异化产权制度。基于此,本文试图建构一个产权变迁的历时性分析框架,通过比较两地产权实践的长期过程,揭示产权变迁的内生性特征及实现机制。研究表明,关键时期形成的产权制度是塑造产权变迁路径的核心历史因素,其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能够持续对所处社会系统展开适应性建构,从而在制度延续中生成引导制度变迁的动力与方向。本文的产权制度为广义概念,意指产权界定、行使与保护的规则体系,包括正式法律与规章,以及地方惯例等非正式约束。

本文采取区域比较的研究方法,围绕浙江、广东两省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开发权让渡、配置与重构的长期实践过程展开分析。此类半城市化地区在广东集中在最早展开招商引资的南部区域,在浙江集中在浙北、浙东、浙东南等民营经济发达的区域。自2013年起,笔者选取东莞、深圳、宁波、绍兴这四个典型的半城市化地区,对其所代表区域的产权演化逻辑展开了长期调研。

二、研究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诱致性变迁与博弈均衡:产权制度变迁的既有研究

中国的集体土地制度确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土地产权领域的创新实践大量涌现。围绕这些土地制度实践,既有研究形成了两大基本解释路径,且普遍受制度经济学产权变迁理论的影响。

第一种路径基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强调外部环境变化通过成本收益机制驱动制度创新。科斯(RonaldH.Coase)在提出交易成本理论时指出,制度对权利的界定影响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从而将产权制度置于成本与收益的衡量范畴(科斯,2009)。因此,新环境产生的获利机会将诱发人们改变现行安排,推动制度为满足新需求而产生功能性变迁(速水佑次郎、拉坦,2000:89-140)。依托这一研究思路,中国学者深入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多元地权实践的生成逻辑。姚洋(2000)系统地比较了全国多地的产权制度创新,将地权个体化程度作为关键差异,指出不同发展阶段对经济效益与公平效益的不同追求推动了产权变迁。陈志刚、曲福田(2003)揭示了区域间的发展差异如何塑造差异化的产权需求,使农地产权制度呈现“使用权主导”与“转让权强化”的差异化组合。丰雷等(2013)通过更大空间尺度的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土地制度变迁的诱致性特征,明确人均GDP、非农产业比例等经济变量是影响产权结构变迁的关键因素。可见,这一研究思路将产权制度视为能够自我执行的均衡结构,认为外生变量会功能性地牵引制度从低效非均衡向高效均衡自发演进。

第二种路径基于博弈均衡理论,强调产权相关主体的互动之于产权变迁的重要意义。巴泽尔(YoramBarzel)提出的不完全产权理论揭示了产权“公共领域”广泛存在的客观现实;在此背景下,相关利益主体所展开的博弈性“追租”行为,将对产权结构的塑造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巴泽尔,2017:1-52)。由于集体产权具有主体多元的突出特征,博弈均衡理论很快被用于解释中国的土地制度变迁。周其仁(1995)较早提出,农民、产权代理人与国家进行积极的协商、博弈,是促成有效产权制度建立的关键。张曙光、程炼(2012)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前后的地权演变指出,外部经济生产环境的改变难以直接促成产权的清晰界定,主体的互动关系才是解释产权结构变迁与形成的关键。张红宇(1998)更强调国家与农民在特定约束条件下有着形成“同意的一致性”的集体行动能力,从而促成了中国产权制度的多次演变。这些研究肯定了多元行动者的重要意义,但仍将外部因素视为产权变迁的核心解释变量,认为正是这些“外力”塑造了产权博弈的空间,决定了主体间的博弈关系。

此外,也有学者从农民生存危机、地权认同、国家与地方政府博弈关系等角度拓宽了产权变迁的解释路径(张静,2003;赵德余,2009;曲纵翔、董柯欣,2021)。但总体而言,既有研究普遍将产权变迁视为由外部因素驱动的演变过程。究其根本,学者们在阐释产权制度从过去向当前状态的演进时,更强调对当下外部环境的分析,缺乏对历史维度的重视,从而忽视了制度的内生变迁逻辑。

(二)利益结构与社会认同:产权变迁的历时性解释

产权变迁的历时性分析强调突破对当前外部环境的单一关注,将历史维度纳入考察视野,通过长时段观察来把握产权制度形成与演变的内在逻辑。该分析路径特别关注产权制度在关键时期形成的核心结构,认为产权制度能够在长期演进中进行自我积累,最终促成制度变迁。因此,历时性分析不局限于对变迁过程的梳理,更旨在揭示制度演进中存在的时间序列上的因果关联(皮尔逊,2014:1-5),并将这一关联作为理解过去如何影响当下的核心机制。历时性分析也不等同于路径依赖理论。路径依赖理论虽然指出了制度变迁的历史连续性特征(诺斯,2008),但并未充分解答历史维度如何发挥影响(Boerrkeetal.,2008),也过于强调既有路径产生的“锁定”效应,忽视了延续中的变迁问题。国内学者在应用路径依赖理论时也主要着力验证历史因素的重要性(孙涛、黄少安,2009),未能严肃对待上述问题。因此,深入的历时性分析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阐释初期形成的产权结构影响当下变迁的具体机制,二是说明制度延续与动态变迁如何同时发生,如此才能超越外部环境决定论与路径“锁定”的既有解释。

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能够通过持续塑造主体的行动与意义观念,不断将自身嵌入到规则、惯例、形式中去(马奇、奥尔森,2011:162-170)。产权作为规定主体间权利关系的制度,显然具备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系统进行建构的能力,但这种以延续为特征的建构始终面临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压力。对半城市化地区而言,区域经济高速增长与土地管制强化是产权制度需要长期应对的核心外部变量。因此,本文提出“适应性建构”的概念,用以阐释产权制度的历时性变迁机制,即产权变迁是既有产权制度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维系自身存续,以相关利益群体的行动策略为中介,对社会系统展开持续建构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制度本身不具备直接的适应能力,但它能够在与环境的互动中,驱动主体采取特定行动,这些行动在宏观层面汇聚而成的结果,使制度呈现独特的适应性特征,即制度有能力内生性地形成应对外部压力的解决方案。霍奇逊(GeoffreyM.Hodgson)就以“差异性复制”概念阐释了制度如何在与环境的互动中,通过复制与变异的循环关联来推动自身的适应性演化(霍奇逊等,2013:83-99)。

产权制度的历时性变迁机制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展开过程。首先,产权制度始终存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维系性压力。外部变化并不直接产生变迁动力,而是转换为制度内部的结构性压力,触发原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可维系性问题。其次,产权制度的维系性压力与规定性特征将形塑特定的行动者策略。前者为行动者建构了亟待应对的特定问题情境,该问题唯有在产权制度的整体框架中才能得到准确的把握;后者作为主体间权利关系的规定性约束,内在地影响着各类行动策略的可行性边界与行动者对策略选择范围的认识,最终导致某些特定的策略具备实践可行性。最后,以行动者策略为中介,产权制度通过持续被援引、激活而进入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生活,实现对社会系统的适应性建构。适应性建构既是产权制度嵌入社会系统、实现延续的过程,也包含了产权制度基于自身特征适应外在环境形成的应对方案。由此,当下的制度演变就不得不面对已被既有产权制度深度塑造的社会系统,制度的延续与变迁得以同时发生。适应性建构的思路揭示了外部因素如何沿着产权制度的既定逻辑发挥作用,并借助行动者策略的中介作用促成两者互动,为产权内生性演变的机制化分析提供了可能。

产权制度的核心功能不仅在于界定主体间的利益归属与分配,还在于塑造相关主体对此种利益分配正当性的集体认同(康芒斯,1997:86-93)。因此,产权制度对社会系统的适应性建构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利益结构,即人们掌握或支配利益资源的状况及相互间关系的特定模式。主体的行动嵌入产权所规定的利益关系,行动的反复展开又不断将规定性利益关系引入社会互动,最终形成特定的利益结构。利益结构既体现为主体间的利益联结方式,又表现为支撑主体生活方式的利益基础。二是社会认同,即社会群体在心理层面对产权制度的承认、肯定及赞同的状态(夸克,2002:50-79)。主体对特定观念的援引既是其行动策略的组成部分,又超越了单纯的工具属性,能够持续对社会认同产生塑造作用。从制度层面看,土地开发权的界定有着明确规范,但农民在观念层面的认同却存在显著差异。集体土地制度同时关联着个体利益与国家权力,是协调两者关系的重要载体(刘连泰,2016)。因此,社会性的地权认同在国家与个体之间形成了相对连续的谱系。处于其中一端的农民更强调个体权利,将土地开发权视作自身财产权的组成部分,形成财产化认同;处于另一端的农民更认可国家在土地开发中的统筹地位,形成国家化认同。实践中的地权认同往往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与混融性,但研究者仍可在具体语境中辨析不同认同的倾向。

基于此,本文将阐明两地的产权制度在经历初始分化后,如何在应对外部压力的同时,不断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系统进行适应性建构,最终塑造了差异化的土地开发权重构路径。为更清晰地呈现两省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开发权配置的演变过程,本文将产权演化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

具体而言,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至1995年前后的产权制度初始分化期,第二阶段是城市更新启动前的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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